对发达国家来说，粮价暴涨对民众生活冲击还相对较轻;但对贫穷国家来说，粮价暴涨的结果是破坏性的。据世行的估计，去年小麦价格翻番，已使也门1998年至2005年的脱贫成果一笔勾销。在埃及、菲律宾等地，粮价暴涨正引发居民抢购潮和社会动荡。

　　以这次全球性粮价上涨为契机，我们应当深刻反思盲目乐观的情绪，树立忧患意识。

　　去年以来，受世界主要产粮国粮食减产、生物燃料需求旺盛以及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粮价大幅攀升，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来已上涨80%。今年3月，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目前，国际市场上一斤大米的价格超过了6元人民币，而国内市场上大米的价格还普遍在每斤1.50元左右。国内国际市场价格相差4倍，必然催生着大量的投机需求。近日广东等部分地区粮食出口走私的陡然增加，就是一个印证。

　　面对外部的扰动，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练好内功。千变万变，有一个基本形势没有变，那就是我国人口规模仍然在增长，同时粮食消费结构已开始由粮食型向肉食型转换，这就决定了粮食需求在中长期都是刚性增长的，也决定了确保粮食稳步增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在对这个目标的认识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误区或两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笔者以为，以这次全球性粮价上涨为契机，我们应当深刻反思下面两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树立忧患意识：

　　有一派观点过于乐观地相信技术的转移，认为可以像引进工业技术一样，直接借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以打破粮食增产的瓶颈。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农业深受风土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的限制，一个地区开发出的生产技术难以照搬到另一个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域。因此技术转移的过程是漫长的，条件也是严苛的。第二，粮食生产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不可能无限地线性增长。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以500亿公斤为一个台阶的话，粮食产量每上一个台阶都耗费了3到14年不等的时间，而且还在不断波动，还在消耗大量的水、化肥、农机、电力。仅以1999-2006年的数据看，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

　　由技术乐观派观点又引申出另一种观点，即过于乐观地相信粮食自由贸易的伟力，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熔炉可以消灾解难，各粮食出口国会在危难之时施以援手。有学者也曾专门考证过历史上出于军事目的的粮食禁运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史实，试图以此论证粮食市场的全球调节的有效性。我承认自由贸易原则的一般有效性。但是这次近在眼前的全球粮荒，其实已经成了危机时刻检验各国对粮食自由贸易承诺的试金石。而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粮食生产国(特别是在亚洲，也包括中国自己)或免除出口退税，或增加出口税，或严格出口配额，都迅速地采取了收敛的策略，紧闭国门，维持着独善其身的状态，以至于需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罗马的全球粮食危机大会上亲自出面呼吁各国放开粮食出口。

　　反思这两种认识误区，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还是要靠自己，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粮价是市场创造过程的客观结果，我们与其在价格干预上绞尽脑汁，不如把目光放长远，切实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进步方面下大力气，珍惜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项要素投入，保持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和粮食自给率的合适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底气。